大型白癜风公益 http://disease.39.net/bjzkbdfyy/171027/5796518.html访谈嘉宾JosephA.Hill，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教授特约主持嘉宾孔炜，北京大学医学部生理与病理生理学系教授访谈实录孔炜教授非常高兴介绍本期心访谈嘉宾，JosephA.Hill教授。在他长长的简历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循环》杂志（Circulation）等期刊上的篇左右高品质论文，欢迎您做客心访谈节目。Hill教授非常感谢，这是我第四次来到中国，今天的天气真好。美国儿童的肥胖率第一次下降了，生活方式研究开始在现实问题中发挥作用。孔炜教授今天我希望就心血管病基础领域及转化医学与您进行讨论。我们知道，在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一项关于精准医学的计划；而就我所知，中国卫计委和科技部也在稍后的时间，首次召开了国家精准医学战略专家会议，提出了中国的精准医疗计划。就心血管精准医学，您有何见解？Hill教授谈及精准医学，肿瘤和感染性疾病已是这个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心血管医学则相对落后，最近才刚刚兴起。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是因为活检并非常规操作，因而难以获取心脏组织。就心力衰竭而言，我们给予所有具有心力衰竭症状的患者以相同的干预方法，对19岁或90岁患者的治疗方法都是一样的，尽管心力衰竭致病原因各不相同，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因而，为有效干预心力衰竭，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基础研究，对不同类型的心力衰竭等其他心血管疾病表型进行研究，在分子基础及基因作用层面进行评估。可能有人一想到精准医学，就认为是大数据的概念。但其实，如果数据不可靠，那没有任何意义。我了解到有些做分析的人声称他们不担心数据质量，因为他们认为，凭借统计学方法便能够去芜存菁，这绝对是错误的。比如我们对24小时血压进行了监测，但袖套位置并不准确，结果怎能会是对的？在我们快速进入精准医学计划的过程中，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开展大量的基础分子、转录及基因相关工作。孔炜教授是的，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中国对精准医学计划的推进策略，给我的印象是，我们有成千上万的患者、疾病及个体基因型，然后我们将得到一个数据图。那么，再然后呢？我们该怎么做呢？您认为怎样才能把这些基因数据、表型以及治疗整合在一起？Hill教授我个人认为，还是要归结于患者的精准表型。比如对心衰患者，我们需要了解其症状、体征、心肌结构和功能的改变等，这些是首要工作。虽然，分析和遗传学方法等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完善，但我认为这些分析方法还不足以超越精准表型的价值。孔炜教授在预防医学方面又是怎样的情况呢？我认为精准医学应覆盖到对每一个体的预防，包括患者和正常人。Hill教授是的，初级预防和一级预防对心血管疾病有重大影响。中国一项研究显示，糖尿病是心脏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12%的中国男性患有糖尿病，而只有1/3知晓自己患病；女性患病人数少于男性。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糖尿病患者已超过了1亿，糖尿病前期患者占据半数。您知道，很多糖尿病患者最终都发生了心血管疾病，因此我担心将来心血管疾病将会在全球范围内增长。正如在西方国家出现的那样，吸烟及其他生活方式增加了死亡率。不良生活方式的危害性已显现，因此，改善生活方式非常重要。孔炜教授是的，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府制定了一些计划来控制死亡率，但由于疾病所致死亡率仍然逐年上升，因此，生活方式的改变及预防措施是非常重要的。Hill教授是的，很多沿用西方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的国家，均面临肥胖患病率不断上升的困扰。但是在过去的几年内，我们看到美国儿童的肥胖率第一次下降了，在成人中也一样。我们见证了进步的机遇，生活方式研究开始在现实问题中发挥作用。
JosephA.Hill教授
他不能每天看30位或者50位患者，同时还能很好地兼顾科研，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孔炜教授我知道这是您第4次来中国，并且即将成为《循环》杂志的首席主编。目前中国发表论文的数量大大增加，但质量还有待提高，因此您对中国的基础研究有何建议？Hill教授我能预料到中国的文章发表量会继续增长，质量也将不断提高。我认为，更多质量卓越文章的发表，需要更多科研方面的人才。不同文化下的学习经历十分重要，多年前，我曾到欧洲完成了我的博士后培养计划，我认为那是非常重要的经历。这种学习，涵盖到基础科学领域、转化医学及临床医学的研究。不少人做研究永远徘徊在表面。我曾跟年轻人讲，创造性的知识需要高标准来实现。如果你想证实什么，从一个角度来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多元化的思维论证十分重要。近年来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包括北大学者，包括您的一些研究课题令人特别印象深刻。我看到他们遵循着非常严密的科研原则，有条不紊地推进研究计划，尽管速度慢一些，但最后将被证实，这样做是有价值的、可重复的。孔炜教授是的，我认为越来越多的基础科学研究方法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并且参与到高质量科研工作的人员越来越多，因此中国的基础科学得以飞速发展。但相对而言，临床研究的发展就要缓慢得多，一方面可能因为医生非常繁忙，每天需要面对很多患者，就诊量可能是美国的3倍；另一方面，我们国家有规定，医生必须达到某个标准才能上升到某个职位，所以临床研究方面的教育还不够完善。我想请问您的是，您对临床研究的训练标准有何建议？Hill教授对于基础研究，我们需要经历考试，上课，读研，读博士、博士后，甚至读第二博士后这样严格的流程。对于临床研究的开展，我不大了解中国是怎样做的，就我所知，在美国的一些研究所，包括我自己的，都建立了临床科研工作者的严格培养标准。
多少年来，花费几年跟随医生在临床上学习，然后希望这些经验可以用到临床研究中，已成为了不成文的传统做法。但在很多地方并不是这样做的，至少在美国不是。很多机构会招募一些博士甚至更高水平的人才，去学习研究临床研究设计和统计学等。
我经常谈到一个现存问题，现在美国对科研项目的社会投资在逐步减少。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比如或许一部分人并没有很努力在做临床研究；还有些人认为得了心血管疾病，那是因为患者的不健康生活方式所导致的，怨不得别人，很多类似的思想。总之，假如一名医生想做好研究，那么就得保证有充足做研究的时间，他不能每天看30位或者50位患者，同时还能很好地兼顾科研，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只有保证医生的科研时间，才能培养出一名综合型的医生。孔炜教授是的，两年前，北京大学与密歇根大学就在基础研究及临床培训方面建立了一个转化医学合作计划平台，这样做能带来一些好处，比如中国心血管领域学者能够从国外学习到临床研究的标准，也能够获得一些好的数据。Hill教授那样做是非常好的。打比方说，中国的糖尿病问题已经堪比西方，所以这样综合来看的话，包括糖尿病的定义，包括超重的定义可能需要重新设定。针对中西方糖尿病患者的基因研究有助于解决这一点，其中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为什么白种人的体质指数（BMI）增加了一些，就会对糖尿病易感呢？二者之间的关联点在哪里呢？孔炜教授是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有临床研究表明，有些肥胖或者超重的糖尿病患者，他们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及死亡率都下降了，您怎么解释这种现象？Hill教授您是指肥胖悖论（obesityparadox）吗？孔炜教授是的，您怎么看？Hill教授我认为肥胖悖论确实是一种悖论。不过，体重稍微偏重的人，貌似对心脏病有较好的抵抗力。很多人会认为，自己在肥胖的同时也能保持健康（fitandfat），但毫无疑问的是，脂肪堆积在腹部，较臀部肥胖危险得多，因此不同部位的脂肪组织对身体的损害作用是不同的。超重有不同类型，BMI不会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情，因此，脂肪组织的作用值得更多被探索。十年前，如果您问有多少公司在研制治疗心衰的药物，答案是一个。但是，现在我们有了6种可用于治疗心衰的药物。孔炜教授在心力衰竭领域有何最新进展？比如，最有效的治疗靶点是什么？Hill教授心衰是一个很复杂的疾病，涉及心肌、血管等问题，还可能合并高血压及糖尿病等其他疾病。我们都知道，心衰分为射血分数降低的心衰，以及射血分数保留的心衰。在过去20多年里，我们对射血分数正常的心衰总共尝试应用了5种药物，但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直到大概6个月前，我们才发现了两种新的药物。其中一种是If电流阻滞剂类药物伊伐布雷定，另一种是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断剂+脑啡肽酶双重抑制剂（ARNI）。由于这两种药物的卓越临床作用，临床研究被提前终止，这是多少年来心力衰竭领域让人兴奋的事情。ARNI其实并不能算一种新药，它是血管紧张素抑制剂的替代物。十年前，如果您问，有多少公司在研制治疗心衰的药物？答案是一个。但是，现在我们有了6种可用于治疗心衰的药物。为什么呢？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制药公司逐渐明白，心衰是一类长程疾病，心衰治疗药物的经济价值很大；另一方面，多少年来，我们的心衰治疗模式是没有经过循证医学证实的，没有一种药物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目前我们有一些很好的在体模型，越来越多的制药公司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