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43医院心外科医生胡大一，从美国进修回来后，邀请一名意大利籍美国医生在一个心脏简单病变的病人身上，为解决冠脉狭窄，演示了冠脉支架示范手术——这是当时国外的最新技术，也是中国第一台冠脉支架介入手术。
做了一例，他便紧急叫停。
这是因为，装支架的地方容易长血栓，而血栓容易导致急性心梗，在心脏只有简单病变的病人身上使用，得不偿失。装支架后需要服用药物预防血栓，但当时除阿司匹林外，尚无其他抗血小板药物实现“双抗”。
8年后，“双抗”药物出现，让冠脉支架手术多了一道安全保险，成为挽救死亡率极高的急性心梗病人生命的一项关键技术。
由此，胡大一成为全国推广支架力度最大的医生。
医院办起了介入治疗技术的“黄埔军校”，面向全国招生，如今全国多数心内科主任都曾是他当时的学生。
“我每天晚上讲课，白天做示范，谁都可以来听。全国各地来参加培训的医生，学习都免费。他们住居民楼的地下室，生活很艰苦。”——当时装支架的包括不少心梗病人，对死亡率极高的这一人群，一个支架开通就能救命，先抢救后付费。在他记忆中，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而10年后，胡大一的激情开始转变为愤怒——他由中国冠脉支架之父成为反对支架滥用的第一人。
在开办“黄埔军校”后的十几年中，冠脉支架已逐渐不需胡大一一己之力推动。心脏介入医院医院，手术量由年的2万例，暴涨到年的70余万例。
暴涨背后的一个重要逻辑，是暴利。
年11月，国家医保局揭开了动辄万元的支架背后的秘密：万元支架降至百元，利润高达40倍！——支架利润高于贩毒的批判并非危言耸听。
支架，由胡大一推动时的“救命”，异化为不当逐利行为留在病人体内的痕迹。
年左右，他发现支架使用范围越来越大。除了用于治疗心梗和心绞痛，甚至在一些症状不明显的病人身上也开始使用，动辄3个以上的支架被植入心脏。曾在胡大一门下学习过技术的一个医生，在他的一个病人心脏中植入了13个支架！
到处公开炮轰支架滥用的胡大一，开始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反对他最激烈的，许多是他当年曾教过的学生——人性有时总让人悲观，有时铸成群体坚不可摧长城的，是利益，而不是价值观。
心脏支架降至几百元后，胡大一却不是人们想象中那个鼓掌最激烈的人。
“支架降价不意味着过度医疗的中止，支架降了，过度医疗不中止的话，许多医生可能会转向用药物球囊和可降解支架。”
现在的胡大一，已由以临床治疗为主的中国第一个支架推广者，变成了呼吁心脏病“预防”和“康复”的“网红”。
说我国没有支架过度使用，是谎言！
（冠脉支架）最终砍到了甚至元，是我没预料到的。说实话，我很困惑。
我听说，国家刚开始提出的天花板价是元。我不在现场，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出现这种断崖式跳水？
很多医生以为我倡导集采，就一定参与了集采。但自始至终，没有任何部门问过我支架集采的事。
更精确一点，我反对的是过度治疗。如果从根本上不解决医疗行为规范的问题，还会有新的东西被过度使用。我听说，现在一些医生开始倾向使用药物球囊，以及安全性、有效性不确切，性价比无优势的可降解支架。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把更多的医疗费用转移到患者自付。
我最不赞同的是，参与集采的某专家在央视上讲了几点，想说明支架没有过度使用，只是贵了一些。这个我坚决反对。他说中国平均一例手术使用的支架是1.5个，和国际持平，没有过度。
“1.5个”就算是真的，也只是一个平均数，不能掩盖有的患者一个人装八个、十三个支架的事实。在中国，一个患者至少装三个以上支架很普遍。
他还讲中国心肌梗死的患者抢救远远不足。这个不足确实存在，（治疗不足）大多是在很多边远贫困地区，技术不够普及，对病人的教育也不够。而心肌梗死治疗实际上是应该用支架的，但这并不能掩盖“在稳定病人身上做了过多支架”的问题。
他又举美国的例子，说美国每10万人做多少支架，中国差距还有很多。
首先，欧美的冠心病患病率比我们高。
其次，欧美近年一直在做冠脉支架手术影响的研究。有一个研究叫“COURAGE”，从年开始，随访多年，结论是：对于稳定性心绞痛的病人，介入治疗不能改善预后，不能预防心肌梗塞、降低死亡率。这一研究结果公布后，美国的支架使用从12年前开始，每年递减10%。
欧美的指南跟随最新研究结果，诊疗行为也在逐渐规范。美国现在不仅有指南，而且有实操性的评估：将支架使用评估分为“使用恰当”、“使用不恰当（uncertain）”和“疗效不确切”三类。
而且，他们不是由本院医生，而是由第三方去核对、评估每个病例，看属于三类中哪一种。美国ACC（美国心脏病学学会）公布的核对结果大概是：12%完全不需要，38%疗效不确切——就是说至少一半支架手术不靠谱。
另外，对滥用支架的医生还有处罚。有一个案例：美国一个病人做了27次手术，安装了69个支架，医生被判了伤害人类健康罪。
而我们多数（因为冠脉支架滥用）被抓的医生，罪名都是经济犯罪。很多医生连监狱都没有进，赔了钱就完了。
来源：中外医讯（medinfo-au）